標簽：WOT；保護期

    作為全球多邊貿易談判機制的WTO，自1995年正式運行以來已有20年；中國自2001年加入也已經有15年的時間。其實，當時中國就應該跟世界接軌，國門向全世界打開，可是當時我們國家的國情不合適，電腦普及不了，中國領導人就向世貿組織申請了15年的保護期，用這15年的時間來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

    雖然中國在這期間2001年加入WTO以來更是高速增長的階段，以世所罕見的速度成為全球第一大外貿國。時不同往日，以“外貿增速”論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外貿的內涵和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以美國為主導的TPP、TTIP、RCEP，它們正在成為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規則制定的新平臺，正在形成對中國的貿易制約！

    如何應對世界貿易規則的變化以及重大區域及雙邊自貿協定的出現？這是對于中國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如何看中國入世15年的變化？

    改革開放3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占全球比重0.78%，擴張到2014年的4.30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12.2%左右。這期間中國2001年加入WTO以來更是高速增長的階段，這個速度和變化可以用驚嘆來形容。中國以世所罕見的速度成為全球第一大外貿國，這再次表明中國加入WTO的決策和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收益。另外，也表明，中國與WTO等國際組織打交道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并非一加入就萬事俱備了。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外貿增速”論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外貿的內涵和方式也在發生變化。

二、中國“15年保護期”是個什么概念？

    “中國2001年起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15年的保護期到2015年就到期了”、“根據我國的承諾，2015年后進口汽車、摩托車是零關稅”等諸如此類的說法都是不存在或不準確的。我國加入WTO之后，并不存在一個籠統的適用所有義務承諾的‘過渡期’概念或者時點。實際情況是依據各產業、各商品或服務部門在談判后確定的具體承諾來確定過渡期安排。

    這主要表現為：
 
    1)中國在2001年入世談判時，其中一條談判原則是“堅持以發展中成員方身份加入”。
    因為在WTO諸多協定中，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有一些是專門針對“發展中成員方“提供的差別和更優惠待遇，包括普惠制安排、允許發展中成員方為國際收支平衡、不成熟產業保護等目的而暫時偏離世貿組織多邊紀律、某種特定義務的免除、更長的過渡期安排等。當時中國爭取到了一些實施承諾的過渡期。

    2）大部分行業和領域的過渡期已經結束。

    更具體地說，比如在開放外貿經營權方面，外貿經營權由“審批制”過渡到“登記制”的期限是入世后3年;關稅總體水平由入世前的14%降到10%，最長實施期到2008年；非關稅措施，逐步取消400多項WTO成員方不再保留的非關稅措施，在入世后1-3年內完成。在服務貿易領域，我國承諾允許外國律師事務所在華設立代表處，并在入世1年后取消對駐華代表處的地域和數量限制；銀行商業存在方面，入世后5年允許外資銀行向中國企業和個人提供人民幣業務等等，基本上都已經履行完承諾。

    3）作為焦點的汽車關稅也已基本完成承諾。

    根據承諾，從2006年7月1日起，中國已將小轎車、越野車、小客車整車的進口稅率由28%降至25%，車身、底盤、中低排量汽油發動機等汽車零部件的進口稅率由13.8%~16.4%降至10%。至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汽車及其零部件降稅承諾已經履行完畢。不僅如此，根據海關總署發布的《2015年關稅實施方案》，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降稅承諾已于2010年全部履行完畢。

    4）如果說有一個“15年保護期”的概念，那就是中國會否在2016年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

    關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表述出現在《中國入世議定書》的第15段，即關于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問題。如果是市場經濟國家，那么“基準價格”由商品在出口國國內市場的價格決定；若是非市場經濟國家，則使用“替代國價格”方法（也稱第三國價格方法），這種“替代國價格”往往導致受到反傾銷指控的企業不能獲得公平待遇。如果2016年中國順利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中國企業外貿出口再也不需要尋找“替代國進口價格”應對反傾銷、反補貼指控。目前歐盟、美國等成員并不愿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過，對于中國外貿而言，商品貿易因為外需疲軟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已經不具備明顯的價格優勢，因此使用“第三國價格方式“應對反傾銷已經意義不大，中國的外貿自身也在轉型升級，未來更多的將是服務貿易和投資貿易。

    5）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與15年前的體量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說15年保護期存在一個時點概念，也可以把這個時點看做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時點。

    三、當前世界貿易格局有怎樣的重大變化？

    1）WTO談判機制逐步讓位于區域及雙邊自貿協定。

    作為全球多邊貿易談判機制，自1995年正式運行以來已有20年，多年來都是國際貿易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并以多邊貿易談判作為推動規則完善的主要方式。但原本有望于2014年7月份在日內瓦達成的《貿易便利化協議》談判也因為印度，南非等國家的反對擱淺。其“所有160個他成員都參加的貿易談判模式”陷入困境，其談判機制難以有效運轉，而WTO已更多的成為各國爭端解決機制和平臺。因此WTO等國際貿易規則本身也在發生變化。目前全球貿易談判已經讓位于諸邊或雙邊談判。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已經達成和正在談判的諸邊（區域）及雙邊貿易協定（FDA）已有500多個。其中僅僅亞太地區的FDA（自貿區協定）就達到200多個。在此背景下，WTO需要通過自身改革，在全球貿易治理和推進達成新協定上有所作為，避免貿易規則碎片化。

    2）當前重大的區域及雙邊自貿協定有哪些？

    著眼于全球競爭新格局及未來競爭“制高點”，以美國為主的發達經濟體加快了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談判進程。其中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是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的幾個代表，它們正在成為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規則制定的新平臺。

    3）當前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有什么新特點？

    更具靈活性，談判效率更高。從方向看，推動市場開放、削減貿易與投資壁壘是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的基本方向。新規則更加強調高標準、高水平，并將規則調整的范圍從傳統的“邊境措施”向“邊境后措施”延伸，在信息技術，知識產權、勞工標準、政府采購、環境保護等議題上形成新規則。這標志著世界經濟進入了從邊境開放向境內體制性開放的新階段。

    四、中國如何應對國際貿易體系的重塑和變化？

    1）中國已經是首屈一指的世界經貿大國。

    多邊貿易談判艱難、美歐貿易戰略調整和轉向以及由此引發的國際經貿規則重構，使國際環境更趨復雜。當前，美國主導了三個群體談判，分別是與亞太國家（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簡稱“TPP”）、歐洲（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簡稱“TTIP”）及所謂的“真正友好的”國家（服務貿易協議，簡稱“TISA”）進行貿易協定的磋商。對我國來說，這既是重大挑戰，也是重大機遇。特別是為我國提升在全球貿易治理結構中的影響力、促進國內改革提供了機遇。

    2）著眼于經濟利益遍布全球的現實，中國要堅持多邊與區域并重。

    WTO雖然在貿易關稅等談判功能上弱化，但其仍是全球貿易規則制定與爭端解決的重要平臺。中國應全方位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全面參與有關的各種談判和討論，這包括WTO機制，更包括各類諸邊和雙邊貿易協議。目前中國在進行四個雙邊/多邊貿易協議的談判包括：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即東盟10+6機制，RCEP）、中韓自貿協議、中日韓自貿協議和中國-澳大利亞自貿協議。其中RCEP的影響力最大、前景也最樂觀，因其參與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半數以上，約占全球貿易的40%。中國應把綜合國力逐步轉化為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制定有關食品、氣候變化或自然災害、能源、國家安全和中國南海安全問題的舉措；積極準備建立基于RCEP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這是維護中國權益的必然途徑，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義務。

    3）中國在應對世界經濟和貿易急劇變化的時候，需要清晰把握自身的節奏。

    事實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比如四個自貿區的建立等，中國在很多領域的開放度已經遠遠超過當時加入WTO時的承諾。但中國仍需要根據自身條件和要求審慎把握開放度和方式，這本身也是對中國各個領域深化改革開放的要求，而非簡單的對接WTO的貿易規則要求。

4）人民幣國際化也是參與全球貿易規則制定話語權的重要方式。
   
    中國今年力爭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SDR(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 目前，雖然SDR資產僅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的2.4%，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較小，但是，人民幣加入SDR的象征意義非常重要：這可以被視為國際社會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重要性和在全球金融市場作用的一種認可。人民幣納入SDR不是一個是否將會納入的問題，而是一個將于何時納入的問題。今年被納入的可能性接近于50%此外，這將是人民幣國際化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

（墨鉅特殊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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